三、“劳心劳力”与发挥特长
　　个人能力与任务要求匹配与发挥特长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人们经常认识到的一个劳动分工的问题。
　　在西方，亚当·斯密因“发现”劳动分工的秘密而奠定了其经济学鼻祖的地位，劳动分工因此被称为“斯密动力”。而同样是说劳动分工和发挥特长，孟子下面的一段话却饱受争议和误解：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特定的任务要求人的知识、经验、能力不同；人的能力、特长、爱好不一；不同的人完成相应任务的效率和从中获得的满足感也因此而不同。所以人与任务要匹配。对个人来讲，人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做自己乐在其中的事情。对一个管理者来讲，就是要作好这种人与任务的匹配工作，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完成整个组织的任务和目标。
　　德鲁克也清楚地看到按照特长进行分工的要求。对于个人，他提倡要发现、完善、发挥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
　　任何人只能凭借自己的长处来获得绩效，而不能把绩效建立在自己的弱点之上，更不用说通过做自己根本无法胜任的事来取得绩效。（《个人的管理》，第142页）
　　努力完善自己的长处。……千万不要改变自己……不要去做自己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绩效的工作或绩效低下的工作。（《个人的管理》，第144、152页）
　　一个人能了解自己的长处，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和避免做自己无法胜任的事，这可谓是继续学习的关键。（《个人的管理》，第135页）
　　应该舍弃自己不具备优势的领域，以及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自己没有长处和无法胜任的方面。……尽可能在缺乏能力的领域少浪费自己的精力，而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力强或技能高的领域。（《个人的管理》，第144页）
　　对于管理者，德鲁克提出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安置成员：
　　对于个人来说，有意识第把自己的长处转化为成效，这一点极为重要；对于组织来说，同样重要的是，管理者应该关注自己所属群体和自己下属的长处，并且把长处转化为成效。（《个人的管理》，第243页）
　　富有成效的领导者会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来进行任命和提拔。他们进行有关工作安排的决策，不是为了使组织成员的缺点最小化，而是为了使组织成员的长处最大化。……从来就没有“无所不能的人”，关键是能人“能”在哪一方面。（《个人的管理》，第238页）
　　大多数人－－而且包括大多数教师－－和组织，试图致力于把无能力的人改造成低能力的人。精力和自愿－－以及时间－－应该用来把有能力的人改造成高绩效的人。（《个人的管理》，第144～146页）
　　与大多数管理学家认识到的一样，德鲁克认为组织也一样需要发挥自己的长处――核心竞争力：
　　组织机构对其核心能力的看法关系到它想要在何处胜出他人以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组织对环境、使命和核心能力的看法相互间必须吻合。（《组织的管理》，第72～73页）
　　将目标分解成了具有先后次序的任务，并分配到给适合的人去做，紧接着就是做事的人如何才能高效地完成任务的问题。
　　四、“修己以敬”与一心一用、专心致志
　　如何完成任务，是一个如何做事的问题。在古人看来，也就是如何做一个君子，按照君子的方式去做事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古人对君子的要求：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问》）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君子必诚其意。（《大学》）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首先，君子需要“诚意”――明确自己的目标，并真的希望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其次，君子应该“敬”――谨慎认真地做事，向目标努力；第三，君子应该一心一用，专心致志地做事，不要考虑与自己的角色、目标无关的东西。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学》）
　　如果做事情不关注自己的目标，连吃饭都吃不香，何谈完成任务，达成目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宪问》）
　　推而广之，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职位、身份――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角色。专心作自己角色要求的、职责份内应该做的事情。不要考虑不是自己这个位置、角色考虑的事情。
　　实际上，人企业里、社会中具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每个角色都对应着不同的目标、职责和任务。如果每个人能各自完成自己角色要求的职责、目标和任务，整个组织的目标就达成了。相反，如果一边干自己的事情，一边想其他的事情，不仅是互相干扰，连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可能完不成。
　　前面我们看到，对于如何做人做事，中国古人强调人要“诚”、要“敬”、要专心于自己的角色。我们再来看看德鲁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高效能的人首先要敬业：
　　保持效能的人不愿一般地应付工作，而是非常敬业地把工作做好。事实上，敬业，就是尊重自己。（《个人的管理》，第137页）
　　发挥效能需要“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一心一用”：
　　如果说发挥效能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就是专心致志。讲究效能的人总是挑选最重要的任务先完成，而且一项一项地完成。……一心一意就意味着能够迅速地完成任务。我们越是集中时间、精力和资源，就越能够实际完成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的任务。……那些能做成那么多事，而且那么多难事的人，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每次只做一件事。结果，他们所花的时间最终比我们其他人要少得多。（《个人的管理》，第177页～187页）
　　……普通决策者总是急于求成，一心多用。……讲究效能的人士明白，他们必须完成许多事情，而且必须有效地完成。因此，他们会集中自己和组织的时间和精力，一心一意做好每一件事，而且优先完成重要的事情。（《个人的管理》，第177页～187页）
　　首先，应该试图识别和排除根本就不必做的事，就是纯粹浪费时间、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事。……如果一项活动无异于我们的组织、我们个人或这项活动理应带来绩效的组织，那么我们应该学会说“不”（《个人的管理》，第165页）
　
　　讲究效能的决策者真正只致力于自己亟待专心致志地完成的任务，然后再审时度势地选择下一项先要完成的任务。专心致志－－也就是说，把握时机，自己决定真正重要、需要先做的事－－是决策者成为时间和是件的主宰（而不是它们的奴隶）的惟一希望。（《个人的管理》，第187页）
　　管理者要使专业人士能专心发挥自己的特长：
　　组织中实际从事大部分知识劳动和服务生产的成员－－工程师、教师、售货员、护士、一般中层管理人员－－承担着越来越多的临时性工作和额外业务活动。这些工作和活动几乎不会或完全不会创造价值，并且与他们有资格、拿报酬从事的工作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关系。（《个人的管理》第76页）
　　组织要集中致力于完成某一项任务：
　　组织必须目标明确、一心一意……只用共同、专一的使命才能使组织团结一致，并且有能力进行生产。（《组织的管理》，第57页）
　　一个组织只有集中致力于完成某一项任务，才能具有效率。……多样化会削弱取得绩效的能力。……一个组织是一种工具，而且如同任何其它工具一样，越是专业化，其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就越强。（《组织的管理》，第57页）
　　聚集优势的决策就是最为关键的决策。……企业只有确定用什么样的产品、服务和价值观去攻克哪一类细分市场，自己才有可能成为该市场的领导者。（《组织的管理》，第53页）
　　前面我们看到，个人和组织都要有自己的目标，都要通过努力完成任务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不是孤立的，都需要与社会上的其他个人和组织进行沟通、合作和互动。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平衡个人和集体、组织与社会的目标、需要的问题。儒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忠恕而已”。
　　五、“忠恕而已”与社会责任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尽己之心履行职责为忠。“忠”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达成目标。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人要忠于自己的角色，忠于家庭、朋友、组织、国家；另一方面则强调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
　　个人或群体的目标可能和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目标是矛盾的、冲突的，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能不顾一切。为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还需要“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不要对别人做自己不愿意承担的、有损于人的事情；推及及人，做对人有益的事情；这样整个社会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才能和谐相处。
　　德鲁克在强调完成个人和组织的目标的同时也看到了“恕”的必要性。
　　专职人员，不管他是医生、律师或管理者，每人能够保证他所做的事确实会对其顾客（或委托人）有利。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而为。但他可以保证自己决不故意做有损于其顾客的事。（《组织的管理》，第147页）
　　现代的组织生存的前提是为了向社会提供特定的服务。因此，这些组织必须置身于社会中，必须置身于社会团体中，必须与周围的“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必须根据它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行事。（《组织的管理》，第125页）
　　组织机构的管理者要对自己组织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负责，因为这本是管理者的份内事。（《组织的管理》，第12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追求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和谐上，德鲁克观点与中国文化也有高度的一致性。
　　结束语
　　前面我们通过5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德鲁克主要观点与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有高度的一致性。实际上，纵观德鲁克本人一生的言行，都在不自觉中实践着中国文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教导，可称君子。
　　两者所不同的是：中国先哲的语言简明扼要，针对的是2000多年前的具体人生修养和治国的问题，不容易引起现代人的兴趣；而德鲁克的论述具体详尽，说的是现代企业和现代人的问题，更容易为现代人所理解和接受。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则绝非德鲁克及其他西方学者的思想所能涵盖。
　　如果认同本文的观点，中国的思想者和企业家也许应该想到从中国先哲的思想中汲取智慧，理解并实践千古不变的“修齐治平”之道。但能否突破自己被 “现代化”“西方化”心智模式，对所有人都是一个考验。